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丨许知远专栏

在从成都前往北川的路上,途经安县时,我们的车被拦下。拦车的是一对中年夫妇,男人穿一件深蓝色的外套,小平头,而女人则身穿碎花紫色底的衬衫,脑后扎着马尾辫。他们的表情既平静又焦灼,黑黑的皮肤上皱纹深深。我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四川话,大意是,他们住在北川县的一个山里村庄,地震发生后,他们被转移到绵阳的体育场。但是,他们 18 岁的女儿正在北川中学读高二。昨天,他们找遍了绵阳的医院,不管是生者还是死者的名单中,都没有他们女儿的名字。现在,他们想到北川中学的现场,看看能不能找到。在说到女儿时,中年女人平静的面孔突然扭曲起来,她开始哭泣。但哭泣的时间持续很短,随即转为平静了。一路上,她的脸上毫无表情,一言不发,眼睛只是盯着远方,迎面的风吹来时,她的眼睛眯起来。

一个国家的勇气不是表现在当他跌倒时,立刻爬起来拍着胸口说——我没事,我很坚强。而是她会思考,为何我会摔倒,如何能够避免下一次,不因为同样的问题再摔倒。这种思考注定是痛苦而不安的,因为正视自己的弱点总是让人不安,但它值得一做,而且必须要做。

对我而言,让我心头最为酸楚的,不是那废墟般的城市,不是巨石下露出一只儿童的脚,而是那对前往北川中学寻找女儿的中年夫妇。他们的表情在大部分时刻是平静的,有一种在乡村可以普遍见到的木然,那样的表情与艰辛、单调的生活有关。他们的大女儿在上海工作,在北川中学念书的小女儿也在准备考大学。教育是他们改变生活境遇最可依赖的方式。这对夫妇话很少,可能是过去两天的焦虑已让他们无话可讲,也可能语言从来不是他们的表达方式。当因为封路,我们的车堵在路上时,他们一句抱怨都没有,只是在那里安静地等着。而到了现场,他们看起来那么茫然、无力。多少世代以来,中国的普通人不就是以个体的沉默、忍耐来承受社会的变迁与系统的失效的吗?

我不知道这些质疑是否不合时宜,但它正是我此刻的思考与感受。阿尔伯特·加缪在 1958 年致友人的一封信里曾写道:“如果一个人写作只是为了证明一切都搞砸了,那么他索性保持沉默。”我理解他的感受,写作,就像其他艺术与思想活动一样,应该给予人们希望。但是,同样需要警惕的是,我们该给予希望,而不是幻想,前者激励人们,后者麻痹人们。

自从 2008 年 5 月 12 日以来,我的情绪一直在摇摆。一开始,我无意加入那个迅速蔓延的悲痛与同情的潮流,因为很多情感是不需要立刻表达和证明给别人看的。我甚至犹豫作为一名新闻记者,是否应该立刻冲到一线,一方面现场经常让我感到无力,另一方面我也警惕自己成为一名职业“经验收集者”——看,在那个重要历史时刻,我在现场。我像所有人一样被电视画面与互联网上的照片所触动,却不清楚我该怎样理解这一突然性的事件。

原标题: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丨许知远专栏

校园中心是一大片废墟,4 天前,它还是一座六七层高的楼房,一群少年还在它前面的操场上嬉戏。如今,5 台吊车正巍然矗立在那里。我走到废墟的边缘,踩在破碎的混凝土块上,发现在灰色的硬邦邦的碎片之间,是各式各样的课本。《优化设计》、《思想品德》、《中国历史填充图册》,我不知道如今课本已是这样的大开本。有两队救援者正在忙碌,一个巨大的水泥柱被吊起——围观者散落在周围,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等待废墟下的亲人和朋友的突然出现。人们都戴着口罩,既是为了过滤掉灰尘,更是为了隔离蔓延在空气里的尸体的腐臭。

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

胡焕庸相信人口与地理是了解中国的重要角度,地图上这条斜线不正说明了为何中国是如此的拥挤,人口的压力这样大。深入了解自身,既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的判断,也能从我们昔日的经验中获取某种精神与智力的鼓舞。所以,林语堂在 1934 年手不停歇地写作《吾国与吾民》——中国历史悠长,曾经无比辉煌,也有很多弱点,但它充满了韧性,总是能从挫折中复原;所以历史学家雷海宗在“卢沟桥事变”发生时,完成了《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》的主要部分,他将 1937 年的抗日战争,比作将近 1600 年前的淝水之战,上一次战争标志着中国的再生,以南方为代表的新文化主导了中国,而抗日战争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,他多少相信这次战争是一剂泻药,帮助中国摆脱痼疾,重新获得勃勃生气。

最初,我理解并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情绪。一场重大灾难,就像一场战争一样,能有力地将人们团结在一起。突然之间,所有的阶级、财富、性别、职业、智力、性格的差异都暂时消失了,人们感觉到空前的平等,也觉得自己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——每个人都找到了明确的归属感。人们抛弃掉日常的庸俗、斤斤计较,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获得了更大的意义。就像一位年轻记者在绵阳欣喜地发现了“灾时的共产主义”。这种热情富有感染力,但是注定难以长久,这并非令人叹息,而是根深蒂固的人类特性。

一个人与一个国家的感情,不是来自于抽象的名词,而是来自于具体的人、山水、食物的味道和对往事的追忆。在很多时刻,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念念不忘,是因为他曾爱上那里的一个姑娘,他的年少时光是在那滴水的屋檐下度过的。也因此,每个人对于他的国家的感受也是不同的,它既具体又复杂,或单纯或浓烈,一个国家和她的人民,就像是一棵大树和她的树叶,树叶吸收类似的养料,树叶的形状相像,却永远不会有相同的两片叶子。

这种抽象与被替换感,在普遍的公众情绪中也是如此强烈。对分裂的仇恨,可以被替换成爱国主义;对于西方的蔑视,可以立刻变成“为祖国的崛起而读书”;对于灾难的悲伤,也同样如此。在 2008 年 5 月 19 日的默哀中,超过一万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喊“加油四川!加油中国!”不是说,为我们的地区与国家打气不对,而是对于死者的悼念与对国家的拥护不应该被混淆成同一回事。前者是对生命本身的敬意,它与其他因素无关。在某种意义上,我们既没有尊重遇难者,也没有尊重我们自己的内心。

这次旅行或许浮光掠影,观察或许不够深入,我试着打破在我的头脑中正在形成的某种僵化。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,你很可能被书籍、互联网、咖啡馆里的谈话所封闭起来。你以为自己无所不知,但是很有可能你只是接受了某种狭隘的信息;即使你知道了,但由于没有亲身的体验,你的知识与理解则流于抽象与苍白;你或许有一个宏观的框架,却没有细节可以补充。双眼、双手与双脚的感受,与电子屏幕很不同。

县城空空荡荡的,散发出一种巨大的悲痛和疲惫过后的散漫,一些士兵坐在马路中央,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方向,偶尔有一具尸体被抬过,一位消毒人员正在上面喷洒消毒液。仍有救援者在营救,但是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在空气里飘荡。人们担心不远处的堰塞湖可能会崩溃,瘟疫可能蔓延……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志的作者的踪影,也不知道他日后的继任者该怎样记录北川县在 2008 年 5 月 12 日这一天。

▲北川是座新的县城,平庸、廉价、簇新,看不到历史的痕迹 (东方 IC/图)

出生于 1901 年的胡焕庸是典型的“五四一代”,他先后在东南大学和巴黎大学接受教育,像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,他学习现代知识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,也当做拯救古老中国的手段。

距离地震已超过 96 个小时,也就是幸存者生还的可能性已迅速减小。救援者的动作缓慢,如果你在现场,就会发现在水泥板中将一个人救出是多么的困难,大型机械经常帮不上忙,而用手挖掘又太困难太缓慢。我的同事在一个废墟中心处看到了堆放的、尚未被清理的尸体,柔软的肉体被包围在灰色的、冷硬的混凝土中。

从北川中学出来,沿盘山公路而下。从山上滚落的巨大石头不断出现在眼前,从它们旁边绕过时,令人不寒而栗。远远的,我开始看到县城的废墟,像是一片倒塌的积木。路上,是形神涣散的灾民,他们正赶往北川中学附近,然后等待被运往绵阳。还有一小队一小队的军人,他们年轻而疲倦,其中的一些正背着老人,或抱着走不动路的小孩子。

他就是那种我在旅行中经常遇到的中年知识分子的模样,一开始羞涩、谨慎,但当谈话展开时,逐渐变得兴奋,并对自己的知识充满骄傲。他说起了自己如何在“文革”之后考上大学,如何放弃了在绵阳中学教书的好机会,他也向我展示了他刚刚编辑出版的厚厚的地方志,似乎是对他被迫偏安这种小县城的境遇的某种补偿。在谈话时,我偶尔向窗外看去,几个老太太一直坐在街旁,她们的藤椅和她们的年龄一样老。然后,这位业余却热忱的历史学者,还带我们到办公室对面的新政府大楼的广场前,一座大禹的铜雕像正矗立在那儿。这是座新的县城,带有中国很多新建城市的特征——平庸、廉价的簇新,看不到历史的痕迹。

而真正让我忧虑的是,事情已持续至今,但所有的媒体却开始用同一个口径说话,而且所有的私人记忆都变得一样,所有的悲痛情感都被引向“国家真伟大”,所有的悼念、慈善活动都可能变成了被形式化的集体行为,所有对灾难更宽广和更深入的探讨都缺席、只有一种单一的悲痛,这样复杂的人群、复杂的社会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时,所有人却是“万众一心”……

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是一棵大树上的树叶,我们具有相似性,却永远不会出现两片相同的叶子。这也意味着,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感知外部世界和自身,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。对于某一个妈妈来说,繁华的王府井是商业中心,而对于她的 3 岁小女儿来说,那里则是一个到处是腿的地方——她太小了,只能看见好多大人的腿。

同样,对于一个人的祖国,每个人感受也不同,表达感受的方式也不同。辜鸿铭通过褒扬孔子哲学、女人小脚和嘲笑欧洲人来证明中国的优越性,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情感;而鲁迅则是通过不间断的批评,你能说前者比后者更爱国、情感更深沉吗?当中日战争陷入胶着时,你不能要求沈从文、林语堂,或是西南联大校园里的学生杨振宁、李政道都到前线去;而今天风靡一时的作品《未央歌》,谁也想不到那是烽火岁月的记录,对于鹿桥来说,年轻人的友谊、爱情和幻想更重要……

这种个人故事与记忆的被抽象有着显而易见的后果——每个人、每种感情都是可以被轻易替换的。在此刻,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种“勇敢”,那么你可以寻找这个例证;那一刻需要的是“惨烈”,你可以寻找到那一幅画面……至于,这些具体的人是谁,意味着什么,则反而可能被忘记。

但是,如果你都不理解自己的国家,你能够帮助她吗?鲁迅不是在 1927 年说我们是“无声的中国”——“我们受了损害,受了侮辱,总是不能说出这些应说的话……反而在外国,倒常有说起中国的,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,是别人的声音。”

和途经的很多小县城一样,我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再来了。但是 2008 年 5 月 16 日的下午,我又来了。

这场地震既是一场巨大的灾难,但它同样给予我们一次重新审视自身、社会与国家的机会。人们对这场灾难的反应,像是这个国家巨大的横切面,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我们面临的巨大问题,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是被遮蔽的。

今天,尽管经过多次移民,我们的人口分布仍遵循着“胡焕庸线”的划分,而70年过去了,没有著作比《吾国与吾民》更诚实与美妙地解说中国,其中很多判断似乎是为这个时代而作。

VOL.06 / February 5, 2020

▼▼避免下一次摔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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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于 2007 年 8 月走过的街道早已难辨。最终,我找到了那个下午聊天的办公室,它已严重坍塌。而在它对面的崭新的县政府也只剩下废墟了,广场上的大禹像倒在地上,依旧昨日的坚毅神情。广场上矿泉水瓶、废纸、各式垃圾、还有带着血色的棉絮——它是用来裹尸体的。“昨天,这里排着几十具尸体。”一个摄影记者走到我身边说。

那时,我在北京城东边的万达广场,在林立的高楼中的空地上,来自一家证券公司的员工正整齐地站成四列,其他一些人则散落在周围。那种我很少听到的汽笛声突然响起,所有人都沉默着,除去不远处一个正在打电话的年轻人,他似乎对突然到来的声响和人群的沉静不知所以,尴尬地站在那里,电话还放在耳边。

我们都记得王小波关于芭蕾舞《天鹅湖》的例证,再美妙的演出,如果重复让你观看 200 遍,最初的美感会迅速淡化。同样的,那些悲痛的灾难画面、感人故事,经过 60 个电视台不间断、不断重复地播放,它也会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。更何况,那些故事与情感的维度又是那样的单一——总是悲痛、感激与高尚,仿佛一个个丰富的个体,都被抽象成某种精神。

我不知道他们内心被怎样触动,这场景会对他们未来的人生路产生何种影响,这是他们一直欢乐、平稳的人生中遭遇到的最重大的事件吧。我相信,这感受一定是复杂的,它不会仅仅是悲痛与同情……我记得 5 月 15 日都江堰的傍晚,有着灾后的宁静,一个戴着口罩的女人面对一所楼房的瓦砾平淡地对我说,她的妹妹就在下面,已经三天了,而救援队暂缓了工作,看起来希望不大;而在另一处临时帐篷旁,一家人兴奋地给我们讲解他们幸运地离开映秀镇的过程,外公与外婆却滞留在那里,但他们说起亲人,却仿佛在说起不相干的人;而隔壁帐篷里正传出麻将声……我们对于死亡有一种特殊的态度,甚至是豁达,在很多地区,除去颜色,葬礼和婚宴没有太多的区分。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民族,而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式,这方式则与漫长的传统、特殊环境有关。

如果这种替换一直持续下去,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难以相信任何东西。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很多,但很有可能,难以诚实地面对自身是最初的原因。

通往北川的道路拥挤异常,我和同事先下了车,徒步向前走。最终,我们抵达北川中学。进入用黄色瓷砖砌成的窄窄校门,我们看到了一片忙碌与混乱,连成一片的蓝色帐篷,绿色的军人、白色的医护、橙色的消防队员、深蓝色的专业救护队,还有各种颜色不等的受伤者、志愿者……这里也是北川县的救灾指挥中心。

地图上的斜线,不可能成为真实道路。我们的旅行大致沿着它进行,乘坐长途公共汽车我们经过东北的黑土地,在山西浓重的烟尘中穿行,在秦岭中绕来绕去后抵达了风物不同的汉中,然后从川北的绵阳到成都平原,最终进入云南……我们路过很多小城,和形形色色的人谈话,我迅速忘记了试图通过这条“胡焕庸线”来了解中国本质的宏大愿望,但是和这些不同土地、不同人的接触,却带给我某种更细微的触动——他们每个人都经历着时代的迅速变迁、种种的社会运动,20 世纪的中国被各种灾难与试验截成了很多不同的段落,人们必须顽强地在其中寻找平衡,为自己创造更大的空间。那个古老中国的很多特性在他们身上存在着,他们勤劳、忍耐、富有韧性、随遇而安;另一方面,最近一个时期的气质也改变了他们,他们渴望各种“新生活”、不害怕流动性,甚至胆大妄为,也不再能做到精神上的自足……

我又碰到了那对夫妇,他们也走上来了。妻子向我微微一笑,但是一脸茫然。他们那样无助地看着废墟,他们该向谁去询问,我的女儿在哪里?她在废墟下?还是已被收走?现场混乱,被挖出的尸体面目早已模糊,不幸的父母那么多,谁也帮不了他们。

三分钟比我想象得更漫长,而且我感觉得到内心的某根神经被触动。但坦白而言,它不是来自于对灾难现场的记忆,而是来自于现场的仪式感——人们都安静和犹豫,汽笛声响又是那么凄厉。我们是个喜好形式感,却很少有仪式感的社会。形式感要求你和别人一致,你根据别人而调整自己,而仪式感则试图唤醒个人内心沉睡的一些情绪,你自发调整自己。

这些倾向蕴涵着我们时代另一场严重的危机——我们情感与理智的双重匮乏。

如果你打开电视机,会发现几乎所有电视台都在播放同样的地震新闻节目,所有的报纸都采用了黑白印刷——上面都是“国殇”、“天堂”这样的词语。而在人们的谈话里,“高尚情感”中开始不断加入了令人不快的元素——比起沙特阿拉伯的 6000 万美元,美国的 50 万美元太少,排列了跨国公司的“铁公鸡排行榜”,冯巩比姜昆更慷慨——于是,那个被很多人痛恨、希望能够被悲剧荡涤掉的无比简单、功利与庸俗的价值观,顽强地再次出现了。

在前往北川时,我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灾区的骇人场面。我的年轻同事们,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多尸体。深夜,他们坐在废墟旁,看着少年们的尸身被一具具挖出来,排列在他们身旁,夜晚的空气里有浓重的腐臭气息。

这些感受与思想的不同,使我们的国家保持了丰富性,它既为现实生活提供了多种可能,也为未来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鼓舞。我真想象不出,倘若 10 年后(或许只要 1 年后),人们想要更多地了解 2008 年 5 月 12 日这场地震,他们能找到什么资料——那浩如烟海的信息,都是雷同的,都是浅层反映,普遍缺乏个体的独特性与生动性……因为,人们不敢、或经常忘记了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。一个人对于别人的悲痛无动于衷,令人心痛,甚至可耻,因为他失去了感受力;但倘若一个人假装别人的悲剧就是自己的悲剧,用和别人一样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痛苦,那么他同样是可疑的,他可能既虚伪又内心苍白……

绵阳的北川县是这次旅行中的一站。那是个阴雨绵绵的下午,我记得那冷冷清清的街道,我坐在北川县的县志办公室内,和一位县志编纂者闲谈。那是个气氛沉闷的办公室,有着典型的机关气氛,黄色的写字台,绿色的文件柜,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年轻文员正安静地打着字。那位县志编纂者——真抱歉,我忘记他的名字了——则和我们谈着北川县的变迁。

图片来自网络

▲他们的表情在大部分时刻是平静的,有一种在乡村可以普遍见到的木然 (东方 IC/图)

2007 年的 8 月到 9 月,我与几个朋友在一起旅行。路线不确切存在,却充满了象征意义。从黑龙江的爱辉出发,一直到云南的腾冲。在地图上,这是一条斜线,一位叫胡焕庸的人口地理学家在 1935 年创造了这条线——“爱辉 - 腾冲线”,它也被称做“胡焕庸线”。以此线为界,约有 94% 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 40% 的东南部地区,6% 的人口居住在占 60% 左右的西北部地区。

在 5 月 19 日到 21 日这三天的全国哀悼日,我心痛、无奈、几乎有些愤怒地看到,这些人类的悲剧以及很多人在面对悲剧时被唤醒的同情、善良、慷慨、助人精神,开始被滥用与利用。

当我再度回到北京,通过电视机与网络来了解灾情时,对北川县城与这对夫妇的生动记忆,开始被各种信息所冲淡与淹没。在电视与互联网上,那些画面依旧:倒塌的房屋、成堆的瓦砾、绿色军服的士兵、橙红色制服的救援队、踊跃的志愿者、担架上的受伤者、温家宝总理焦虑的面容和动情的讲话,还有那些感人至深的场景与故事——一位老师用自己身体压住四位学生,一位医生一心在救助伤员却无力去寻找自己被压在废墟中的孩子……“众志成城”、“万众一心”、“心连心”、“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”这些口号此起彼伏,还有在网络上流传的诗篇——如果它也被称做诗的话——被一遍遍地朗诵。

我身旁,一个穿着浅绿色T恤、瘦瘦的小伙子摘下口罩,问我是不是记者,然后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。4 年前,他毕业于北川中学,现在在绵阳的一所大学里读书。他的父亲被埋在县城中,生还无望。“北川的下一代都没了,”他突然感慨地说,“从幼儿园到高中,不知以后怎么办。”

这些片段总是让我动容。他们让我看到了一个国家、一代人在面对巨大挑战时所作出反应的热忱、丰富与深沉。他们的洞察力超越了时间,以至于 70 年后,仍滋养着新一代人。

灾难的情绪进入人们的客厅,在餐桌上出现,在公司的格子间里,在出租车上,飘荡在空气里,人们的叹息中蕴涵着某种亢奋……它的高潮一幕在 2008 年 5 月 19 日下午 2 点 28 分开始的全国性默哀时出现。

一场瘟疫的降临,让人们又陷入到普遍的、整齐的悲伤和不安之中。 但不要忘记,它同样是一次重新审视自身、社会与国家的契机,在拾起勇气站起来之时,更应该花时间思考跌倒的原因。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们应 该给予希望,而不是幻想。 许知远专栏的第 7 篇文章, 原载于《生活》的《巨灾之后,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》, 带我们回忆 2008 年发生在四川的“5·12”大地震,寻找走出灾难阴影的精神路径。本文写于 2008 年 5 月。

这场悲剧也赋予了我们的国家、每个人以某种新的情感资源,借助这种资源,我们可能打破昔日头脑的禁锢,或是进行某种新的探索。

与此同时,另一些亟待展开的事情却迟缓未动。距离灾难发生已经 10 天了,但政府与公众的情感与理智似乎停留在灾难的最初阶段,甚至有一种更为集中和一致的趋向。

当我走到县城时,远望像是倒塌的积木的房屋,甚至开始变得更不真实了。它是意料中的面目全非,但是当它真的摆在眼前时,仍有一股超现实的味道。它们的大部分只能看到残余的一角,或干脆像是一堆水泥材料零乱地堆在了一起,一些保存相对完整的楼房则大角度地倾斜着,保持着暂时的平衡,仿佛一阵风吹来,它们就将轰然倒塌。到处都是巨大的黄色山石,在其中的一个下面,我看到了压成了片状的汽车,另两块巨石之间的微小缝隙里,是一个小孩子的脚,上面是红色的小鞋子。在县城中心的北川中学新校区,则完全看不出昔日的痕迹,上面堆了一层又一层的巨石。唯一可见的是仍旧飘扬的国旗、一个歪斜的篮球架,和白底黑字的校牌。

posted on 2020-02-04  admin  阅读量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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